在明末有个大太监魏忠贤,深得皇帝的信任。这个魏忠贤是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明朝末期宦官。自宫后改姓名叫李进忠,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回原姓,皇帝赐名为魏忠贤。明熹宗时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他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崇祯皇帝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肃清。
魏忠贤最开始受到天启皇帝的信任,不是因为魏忠贤政治能力强,也不是因为天启皇帝昏庸被其蒙蔽,而是因为他敛财是一把好手。魏忠贤针对工商业、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征以重税,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重用太监去各地收税,矿税、盐税、商税等大幅度充实了皇帝内帑。所以关外战乱不断,明军却从来没有断过军饷,关内天灾不断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不但如此,魏忠贤还派心腹太监的,赴黄河岸边,监督治理黄河,并且立了一项规矩,监理黄河的太监全负责某一河段,如果黄河一旦决堤,无论理由,先斩监理太监,以至于黄河在天启年间从未泛滥。除税收外,魏忠贤抛开私人恩怨,还违心起用了孙承宗、赵南星、袁可立等人,可以说,天启年间大明还是可以勉强支持的。
崇祯继位之初,阉党的党羽遍布天下,于是起用东林党对抗阉党。掌控了社会舆论的东林党,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太监收税制度,他们将商税、矿税、海税说成是搜刮民脂民膏,把魏忠贤建立的税收系统连根拔起,大幅度降低了江南富庶地区的税负压力,要知道当时仅南直隶一省的赋税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再收税,辽东前线将士发不出军饷怎么办,官员的俸禄怎么办,国内镇压农民起义的资金怎么办,一个政权的运行始终要用钱的啊。
于是那些谦谦君子们想到了个办法——加税。但和魏忠贤不同的是,魏忠贤是给富人加税,而东林党却给穷人加税,各种盘剥合在一起,农民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连一成的收成都拿不到,再加上天灾西北的贫苦农首先就活不下去起义了,直接扯起了大旗反了。
而当魏忠贤留下的钱花光,前线将士的军饷开始出现了问题,面对满清的强大军事压力,开始疯狂投降,到了年年底,大明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辽东领土,和机动军事力量。李自成带领6万杂牌军,从西安出发到达北京城下时流民加上投降的明军已经超过了百万崇祯皇帝不得不挂死在了歪脖子树上。
大明九边精锐其实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多次要求“拿钱走人”,只求军饷万两,就回家做个西北王。但崇祯到了最后关头也只募集到了20万两,自知杯水车薪无力回天,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身边一个小太监哭诉“若是魏公公在,形势不至于此”。崇祯幡然醒悟,想起了天启皇帝的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但是悔之已晚。然而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对东林党清算,仅京城一城之内,就搜出脏银万两。
魏忠贤固然是一大贪官,但与“东林君子”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魏忠贤是宦官,他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于皇权,而且魏忠贤出自草根,自知穷苦百姓不易,所以他一面向富人加税,又一面打压代表士绅阶层的东林党,是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救星!对于这些天启皇帝看得很清楚,但崇祯皇帝却直到歪脖树下的时候才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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